当父亲给儿子东西的时候，儿子笑了；当儿子给父亲东西的时候，父亲哭了。
小时候，没有文化的父亲教育儿子：长大了穿皮鞋，当城里人。父亲说，他早年间到城里人家要饭，狗咬他，他拿打狗棍往狗嘴里戳，主人就拿穿皮鞋的脚踢他。
在20世纪80年代的鲁南农村，皮鞋是个稀罕物。“大皮鞋，呱呱叫，上火车，不要票！”小孩子们几乎都会唱这段顺口溜，而对于像父亲这样穿了半辈子草鞋的泥腿子们来说，皮鞋就是吃香喝辣过好日子的代名词。
记忆里，我第一次穿皮鞋是在1982年。那年我4岁，玩耍时不小心掉进了邻居家的地瓜窖里，摔断了腿。父亲用地排车把我拉到30里外的县城医院。医生说，这孩子的腿保不住了，恐怕要截肢。父亲跪下就给医生磕头，磕了一头血泡，医生只是叹息。父亲疯了一样拉着我换了一家又一家医院——孩子的脚都没有了，拿什么来穿皮鞋呢?
后来，几乎绝望的父亲把我抱到城郊医院的老先生面前，老先生在我腿上捏了几下，说，这孩子的腿能治。父亲一下子又给老先生跪下了。穷人家的孩子生命力就是顽强，同病房的几个断胳膊的城里人每天猪肉炖白菜加白面馒头养着不见好，我吃着母亲从家里送来的地瓜煎饼和咸菜，腿却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住了二十多天，医生就通知我们出院了。
我在床上躺了3个月。一天中午，父母从地里回来，把我抱出去晒晒太阳。院子里有棵小槐树，我扶着它，慢悠悠地站起来，又试着向前挪了一步。“我能走路了!”听到我的喊声，父母从厨房里冲出来，看到我，他们泪水哗哗地往下淌。
那天的午饭，父亲买了五毛钱的豆腐，一家人改善生活——为了给我治腿，我们家已经算做赤贫了。下午，父亲没有下地，挎着炒好的一篮子花生进了城。在我出院后的每个星期，父亲都要去这么一趟，先到工人文化宫前卖掉熟花生，再到医院里去拿我一周用的药品。
那晚天黑了很长时间，父亲才顶着一头冰霜回来，进门就到我床前，满脸挂着笑。他变戏法似的从篮子里摸出一双鞋——皮鞋，又从被窝里掏出我的小脚丫，给我穿上，然后心满意足地欣赏着。“我儿子能穿皮鞋了!”他对母亲说。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说那句话时的样子。父亲的话给了我巨大的动力。几年后，我上学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的成绩一路扶摇直上，到高一那年，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们都提前喊我大学生了。
腊月二十七是我们镇上的大集。我穿着拖鞋，把自己唯一的一双白运动鞋洗了，准备过年。父亲杀了家里的一只羊，到集上卖肉换年货。下午的时候，他买了一双皮鞋——实际上是人造革的，喜滋滋地进了门。人家要20块，父亲还价10块，最后14块钱成交。他一高兴，拿成了两只一样的。父亲不肯吃饭，执意要骑着自行车去换。他回来的时候，外面纷纷扬扬飘起了大雪，饭早凉了。
那是我穿过的第二双皮鞋。看着头发、眉毛上挂着雪花的父亲，我在心里发誓：将来挣了钱，一定给父亲买一双真正的皮鞋。
六十多岁的父亲瞒着我到滕州城里收破烂，人家当破烂扔的一双皮鞋，父亲拾回来，准备回家擦洗一下，穿在脚上过年。晚上，一家人围在火炉边烤火，父亲宝贝似的捧着鞋擦洗。那年我上高三，印象里那是他穿过的第一双皮鞋。可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到大上海时脚上穿过皮鞋的。看我不信，他有些生气，说：“等你小子将来出息了，就给我买双皮鞋，要最好的!”
我不知道父亲年轻时穿没穿过皮鞋，只是知道，爷爷去世得早，父亲跟着奶奶到处逃荒要饭，再后来挑着货郎担子走街串巷，挣钱养活年幼的叔和姑，并给他们成了家，自己到三十多岁才找到我的母亲。儿子还没长大，父亲已经老了。
我大学毕业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花八十多块钱给父亲买了一双百货大楼里打折的皮鞋。父亲舍不得穿，只在过年或走亲戚时穿穿，就收起来。2002年国庆长假，父母一起来济南，父亲脚上穿的就是我给他买的那双皮鞋。他们在我家住了一周，就嚷嚷着回去。父亲说，皮鞋有什么好，捂脚!哪有俺在老家穿布鞋舒服。父亲不知道，儿子买的鞋质量太差，好皮鞋是不捂脚的。我就想着给父亲买双好皮鞋，这一想两年过去了，留给儿子一辈子的遗憾。
